情感口述

王勇:奏议文的演进与汉魏六朝文学变迁 (第2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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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勇:奏议文的演进与汉魏六朝文学变迁 (第2页)

三、重“文”轻“笔”:南朝时期奏议文文体品格的下降    奏议文在汉末获得了文体的独立,在魏晋受到批评家的关注,从现有的文献来看,时人似未对诗赋及奏议等文体进行高下优劣的判断。

但到了南朝伴随着“文笔之辨”的论争,出现了重“文”轻“笔”的倾向。

六朝对于“文”、“笔”的含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,刘勰以有韵、无韵区别文笔,据他所说,这是“今之常言”[4]655,也就是齐梁时代的一般意见。 刘宋时期范晔的意见与刘勰的说法大致相近,但在其说之外,萧绎主张将“吟咏风谣,流连哀思者”这类抒写性情的作品视为“文”,而谓章奏为“笔”。

[14]966姑不论文笔的内涵究竟如何,从现有的标准来看,奏议文无疑都属于“笔”的范畴。 刘师培《中古文学史讲义》在论述“笔”包含的文体时就将奏议纳入其中:  然史传诸云“文笔”、“词笔”,以及所云“长于载笔”、“工于为笔”者,笔之为体,统该符、檄、笺、奏、表、启、书、札诸作言,其弹事议对之属,亦属于史笔,册亦然。

凡文之偶而弗韵者,皆晋、宋以来所谓笔类也。

[15]  建安至魏晋,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章辨体。

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、陆机《文赋》、李充《翰林论》及挚虞《文章流别论》等对文章的体式、风格等进行了清晰细致地辨析。

“文笔之辨”最初是对名目繁多的文体进行归纳的一个标准,但到了南朝随着对文学性的进一步认识,追求辞藻,讲究音声成为了作文的风气,“文”与“笔”开始出现了高下的分别,而“沈诗任笔”的说法即是反应当时“文”“笔”优劣观念的一个例子。   沈约与任昉是梁代文坛的领袖,但二人擅长的文体并不同。 《南史·任昉传》载“(昉)尤长为笔,颇慕傅亮才思无穷,当时王公表奏无不请焉。

昉起草即成,不加点窜。 ”[16]1453梁简文帝萧纲《与湘东王书》中评论了南朝以降的文坛弊病,也透露了自己以情志为本的文学主张,他在文章中列举了近于他文学理想的作家:  至如近世,谢朓、沈约之诗,任昉、陆倕之笔,斯实文章之冠冕,述作之楷模。 [17]  我们可以看到沈约之诗与任昉之笔并为简文帝所称道,而奉为文章与述作的典范。

综上来看,沈约、任昉虽同为梁代文坛的领袖,但沈以诗著称,任以笔闻名,这可以从《文选》选录二家作品得到印证。

《文选》选录沈、任的作品共三十一篇,其中沈约诗十二首,奏一篇,论体文两篇,碑文一篇,而任昉诏令奏议等庙堂公文多达十三首,而诗只有两首。

齐梁时代的“文笔之辨”除了延续魏晋以来对“文”“笔”的理解,更重要的是体现出重“文”轻“笔”的文体高下意识。

  《南史·任昉传》载:  (昉)以文才见知,时人谓“任笔沈诗”。 昉闻甚以为病。

晚节转好著诗,欲以倾沈。 [16]1455  梁代文坛称“沈诗任笔”,虽以沈约、任昉并称,但其中暗含了高下的评判。

任昉“专主文翰”[16]1453,他所擅长的是公文性质的“笔”,而非沈约擅长的“诗”,在听到“沈诗任笔”的说法后“以为病”,并且在晚年转向作诗意图压倒沈约。

任昉的反应说明当时“沈诗任笔”的说法并不意味着二人是并驾齐驱的,而是昭示沈约高于任昉,原因在于当时“诗”的地位高于“笔”。

梁元帝萧绎在《金楼子·立言篇下》言及“文笔”曰:  笔退则非谓成篇,进则不云取义,神其巧惠笔端而已。

至如文者,维须绮縠纷披,宫徵靡曼,唇吻适会,情灵摇荡。 [14]966  萧绎对“笔”的态度是比较轻慢的,他责备“笔”不取儒家的道德,甚至认为笔都不能说是完整的篇章。

在萧绎的观念里“文”与“笔”是存在高下之别的,他是以“文”为高,而以“笔”为卑的。 黄侃注意到梁元帝的这段议论,他认为萧绎之说“以有情采声律与否分工拙”,是以“文”为工而以“笔”为拙,工拙的说法本身就昭示了文体的优劣高卑。

萧绎的这种文体品格的高卑观念并非是他独有的,《南史·萧子云传》载:  梁初,郊庙未革牲牷,乐词皆沈约撰,至是承用。 子云启宜改之,敕答曰:“此是主者守株,宜急改也。

”仍使子云撰定。 敕曰:“郊庙歌词,应须典诰大语,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。

”[16]1075  梁武帝的言辞透露出这样的文体意识,即典诰高于郊庙歌词,郊庙歌词高于子史文章。 郊庙歌词是有韵之文,属于“文”的范畴,其文体品格高于子史文章这样的“笔”。 齐梁士族对“笔”的态度也是轻视的,《南史·王纶之传》载:  (纶之)为安成王记室参军。

偃仰召会,退居僚末。 司徒袁粲闻而叹曰:“格外之官,便今日为重。 ”贵游居此位者,遂以不掌文记为高,自纶之始也。

[16]653  王府记室是专掌章表奏议等公文工作的,而王纶之不愿执掌此职,士族却以此举为高格。 王纶之出身琅琊王氏,齐梁时代的王氏虽已不复东晋时的显赫,但仍是当时社会的第一流门望。

王纶之对章表奏议之流的公文表现出不屑的态度,而这得到士族的认可,很能代表齐梁时代士族对奏议这类文体的轻视。

从以上几条证据我们可以看到南朝时代普遍存在着重“文”轻“笔”的观念,而这正是时人以沈约优于任昉的原因。

奏议文在南朝受到轻视是当时重“文”轻“笔”的一个体现,究其原因则是南朝以来对文学的认识与魏晋不同。

曹丕言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,他所论的文章范围很广,既包含诗赋铭诔,也包含章表奏议等实用文体。 [18]陆机《文赋》所论“文”之范围与曹丕相近。

在魏晋时期,实际上看不到对诗赋与奏议进行轩轾的意见,到了南朝时期将魏晋的“文”以有无藻韵为标准区分为“文”与“笔”。 南朝以来,人们对文学的审美特性认识较魏晋更加深入。 南朝文论在继承魏晋文学本于情志的基础上,更加重视文学的形式,讲究文辞与声律。

沈约的意见当然是重视声律,(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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